相邻两镇可定不同税率：地方自定规矩，竞争怎样逼出能用的服务

这一讲要处理的不是口号。美国地方官员手里有一块真的、可以自己定规矩的权：税率、学校预算、盖房规则、公交、警察编制、图书馆开门时间，相邻两个镇可以不一样。这块权，后面叫裁量：不是心情，是写得下来、也能被搬走惩罚的选择。人可以搬走，店可以不来。搬走很贵。穷人家更难靠搬家表态。可只要选择还在，想留住住户和商店的人，就要面对一块会变薄的饼——用来养学校、路和警察的那笔税钱。这笔钱，后面叫税基。税基一薄，明年的老师编制和巡逻辑会先紧。

我要讲的是机制：地方裁量加上相互竞争，怎样逼出还能用的服务；也讲清楚这个机制吃掉谁、漏掉谁。美国并不完美。模型有假设。新闻里的抢总部，有时是给大公司送税。这些都要放在同一张桌上，不能只留一半。

先把词钉死，免得后面听成广告。州是美国五十个成员单位里的一个，有自己的宪法和议会，不是省派出机构的别名。县是州下面一块较大的地方，管还没建市的地、法院、一部分路和公共安全。市或镇是居民聚居后向州申请成立的自治单位，边界可以比县小很多，也可以只盖住县的一角。学区专门管公立中小学，边界常常和市界对不齐：你住在这个市，孩子可能上隔壁学区的学校。请先记住这四层名字。后面说竞争，比的常常不是一座城对一座城，而是学区对学区、镇对镇。

财产税是按房子和地的估价，每年交给地方的一笔钱，常常用来养学校、路和警察。它不是全国统一的价目表。隔壁镇可以把税率定得更高，同时把图书馆开得更晚；也可以定得更低，让路灯少一截。地方自治的意思是：州先允许地方在不跟州法打架的范围内自己立法办事。它不是主权。州随时可以收回、改写、压过。用脚投票不是投票箱。它是搬走，或不搬进来，用选择住哪来表态。税基那笔钱，就挂在这些选择后面：人走、店不来，账单上能收的那一行会变短。

三层政府，地方是州法造出来的，不是中央一条线

美国政府叠三层：联邦、州、地方。联邦管宪法列明的那一类事：国防、货币、州与州之间的贸易、全国性的权利底线。州管剩下的大部分日常秩序：刑法的主干、驾照、职业执照、选举规则、学校的最低标准、地方能做什么。地方做你每天摸得着的那一层：垃圾车几点来、小学学区怎么划、这块地能不能盖公寓、物业旁边那条路谁修、商业执照多严。三层会打架。打架时，联邦宪法压州，州法压地方。地方赢不了州，除非州自己先把权写给它。

这一点必须讲清楚，否则后面的裁量会被听成市政府想怎样就怎样。美国联邦宪法几乎不提市。市不是联邦的分支。一九〇七年，美国最高法院在Hunter v. City of Pittsburgh里写过一句很难听、但法律上很硬的话：市政公司是州的政治分区，是州用来行使自己权力的方便机构；州可以改它的边界，可以收回权力，可以把它拆掉。市政公司四个字，不要听成私人公司。它就是市政府这类法人。这句话不是赞美。它是约束。地方的自由决策权，来源是州，不是全国一条线派下来的，也不是市自己发明的主权。

州给地方权，有两种常见读法。第一种叫迪龙规则。约翰·迪龙是十九世纪爱荷华州的法官。一八六八年，他在Clinton诉Cedar Rapids案里把地方权收得很窄：地方只能做州用明文给的权、从明文里必然推出来的权、以及少了它这个市就办不下去的权；有疑问，就当没有。一九〇七年那件匹兹堡案，把同类逻辑写进了联邦法院的句子。记住六个字就够：州给才有。

第二种叫地方自治，英语是home rule。密苏里州在一八七五年先把这类条款写进州宪，当时主要给圣路易斯这类大城市，不是一纸给全州每一个市同样的权，后来许多州用宪法或法律跟进。读法反过来：地方可以做地方上的事，除非州明确拿走，或地方规矩跟州法冲突。两种读法都还是州说了算。差别在谁先拿出证据：迪龙规则下，市要证明州允许了；地方自治下，州要证明自己拿走了。全国不是一张表。有的州对大市松、对小镇紧；有的州把税权留在州议会，把倒垃圾的权留给市。你记住一句就够：地方能自己定的，是州还没收回、也还没写死的那一块。这一块在很多州仍然很大，大到相邻两镇可以过完全不一样的日子。

为什么这一块会大？不是因为美国人更善良。是因为日常服务有很强的地方性。一条公交线为谁绕、小学几点放学、这块空地是公园还是仓库，住在这里的人感受得到，住在八百公里外的首都感受不到。把所有细节都收到一个中心，中心会装不下：信息迟到，规则只能写成全国平均。把细节留给地方，地方会犯错，也会试出更贴自己居民的组合。联邦和州仍然设底线：不能办奴隶制，不能办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不能自己印钞票。底线以上，市可以选高税高服务，也可以选低税少服务。这两种市可以同时存在。这就是裁量，自己定规矩。没有这块权，竞争没有东西可竞；没有竞争，裁量更容易睡死。

一个人同时活在好几个地方单位里

许多学生脑子里有一张默认地图：一座城市，一个市政府，它管学校、警察、公交、盖房、收税。美国不是这样。二〇二二年，美国普查局做了五年一次的政府普查，组织部分的官方新闻在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发布。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二〇二四年三月十四日把同一套数拆开写：那年美国有九万零八百三十七个地方单位。其中县三千零三十一，镇与市合计三万五千七百零五，独立学区一万二千五百四十六，其他特区三万九千五百五十五。

特区不要听成经济特区。它往往只管很窄的一件事：供水、排洪、公园、公交、蚊虫、医院。普查局二〇二六年五月的《政府组织摘要：二〇二二与二〇二五》又写：到二〇二五年，地方单位升到九万一千四百三十八。二〇二五年这组数来自组织系列的年更，不是五年一次的政府普查；多出来的主要是科罗拉多、佛罗里达、内布拉斯加、得克萨斯的特区。一九四二年这个数字曾到过十五万五千零六十七，后来独立学区大量合并，总数掉下来，再被特区慢慢顶回去。

九万这个量级，不是修辞。你不必先背这个数。它的意思是：你住在一个地址上，可能同时属于一个县、一个市、一个学区、一个供水特区、一个公园特区。它们各有预算，有的各有选举，财产税账单上会拆成好几行。伊利诺伊州二〇二二年有六千九百三十个地方单位，全美最多；夏威夷只有二十一个。加州人口多，地方单位却不是最多。密度和历史不一样，叠法就不一样。对你要理解的机制来说，关键不是背州排名，而是承认一件违反直觉的事：学校不一定归市政府。警察可能归市，道路可能归县，排水可能归特区。相邻两个家庭，隔一条街，学区可以不同，税率可以不同，垃圾车可以不是同一家。

重叠有成本。责任会糊。出了问题，市说是学区，学区说是县，县说是特区。选民要盯的票太多，容易放弃。圣路易斯联储那篇文章的担心正在这里：政府多到人盯不过来，问责会变薄。重叠也有机制上的用处。一件事一个单位，失败不会把整座城拖死；一个学区办砸了，市还可以把路和公园办下去。更重要的是，重叠制造了可比较的邻居。你不必移民到另一个国家，就能看见隔壁学区的放学时间、隔壁市的商业执照、隔壁镇的图书馆钟点。比较是竞争的原料。没有第二张菜单，第一张菜单不会觉得自己贵。

裁量：隔壁镇可以选另一套税和校

裁量不是心情。它是一套可以写下、可以改、也可以被搬走惩罚的选择。一个镇可以把财产税定高一点，用多出来的钱把小学班级变小、把图书馆开到晚上九点、把公交末班拖到十一点。隔壁镇可以反过来：税率更低，班级更大，图书馆五点关门，末班车九点。两套组合都合法，只要不踩州的底线。住户用搬家、不搬进来、在公开会上吵，来选自己要哪一套。商家用开店、关店、把下一个仓库放在哪，来选自己要哪一套。官员若想保住税基，也就是养学校和路的那笔税钱，就不能假装邻镇不存在。

盖房规则是另一块很硬的裁量，自己定规矩。许多美国市用分区规划，英语是zoning：这块地只能盖独立屋，那块地才能盖公寓，工业和商店要隔开。规则一紧，新房子少，房价容易被顶上去；规则一松，房子可以更快盖出来，街景也会更杂。休斯顿是一个能核对的反例。赖斯大学Kinder城市研究所的Urban Edge，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二日写：休斯顿是美国第四大城市，当时人口约二百三十万，面积六百多平方英里；上个世纪居民三次公投否掉了按用途分区，最近一次在一九九三年。它没有这块地只能干什么的用途分区，但仍有开发条例、停车、退让、历史街区，以及富裕社区里很严的私人地契限制。Houston Landing在二〇二五年一月三日仍把它写成全美最大的无zoning城市。得克萨斯邻市帕萨迪纳是第二，不要听成加州那座同名城。同一州里，达拉斯、奥斯汀继续用更传统的分区。于是得克萨斯州内部就出现了可比较的菜单：有的市把用途管死，有的市把用途交给市场和私人契约。家庭和企业可以在州内搬家，不必换国家。这就是地方裁量的形状：不是无法无天，是相邻菜单不一样。

学校预算常常是财产税最大的出口之一。学区自己征税、自己雇老师、自己定日历。隔壁学区可以多雇辅导老师，把体育场修得更好，也可以把钱压在教室里、少修场。警察编制、巡逻辑、是否让摄像机进公共空间，也是市这一层的选择。商业执照：有的市让路边餐车过夜，有的市九点以后赶人。这些选择看起来琐碎。琐碎正是地方的工作。全国法律处理的是权利底线和州际贸易；地方处理的是你几点能坐上末班车。把琐碎全国化，全国会写成平均；把琐碎留给地方，平均被拆成许多套，让人按自己的日子去选。

裁量会失败。一个镇可以把税率定到商家受不了，把执照严到只剩连锁店，把分区规划，也就是盖房规则，严到年轻家庭买不起第一套房。失败不是故事的反证。失败是竞争要处理的原材料。若全国只许一套规则，失败要等中心改法，周期很长。若隔壁就有另一套，失败的镇会看见人走、店关、税基变薄。看见不等于立刻改。官员可以不改，可以怪运气，可以等下一届。压力仍然在账上。账不会因为演讲漂亮而自动填满。

用脚投票：搬走本身就是一张选票

一九五六年，查尔斯·蒂布特在《政治经济学杂志》第六十四卷第五期第四一六到四二四页发表《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他针对的是当时公共财政的一个难题：全国性的公共品，也就是大家一起用、很难把不付钱的人赶出去的东西，人不会老实报自己愿意付多少。原因很具体。你可以说自己不在乎这条路、这所学校，等别人把税交了，你照样走、照样上。这种白用，经济学叫搭便车。地方公共品不一样。海滩有长度，学校有学位，警察有巡逻辑。人不能在一个镇白用、把税交到另一个镇，除非他真的住在那里。

于是蒂布特写了一套很干净的模型：如果有许多社区，每套社区提供不同的公共服务和税率；如果人能自由搬家、消息足够、工作地点不是死结——那么人会搬到最接近自己口味的那一套。高需求的人聚到高服务高税的镇，低需求的人聚到低服务低税的镇。口味被搬家亮出来。这就是后来常说的用脚投票，搬走或不搬进来。

模型不是照片。蒂布特自己列过硬假设：消费者充分流动；知道各镇的收支；有许多镇可选；就业地点不绑死；公共品主要留在本镇；镇会调整人数和规模，好把每一笔服务摊得不那么贵。现实里，每一条都会破。搬家要付中介费、押金、朋友圈重置、孩子转学。信息不完整，宣传册会说谎。工作在这个县，孩子学区在那个县，两头扯。穷人家更难流动：租约、信用、交通、没有首付。种族和收入会把人预先分到不同的镇，不是中性的口味分类。所以把一九五六年的论文读成美国地方已经最优，是把模型当成奖状。正确的读法是：它指出一种与投票箱平行的压力——人可以用脚离开。压力的强度，随搬家成本而变。成本低，压力大；成本高，压力小。这是机制，不是道德。

用脚投票和投票箱不是互替。人可以留下骂，也可以搬走不骂，也可以既骂又搬走。地方选举的投票率常常不高。正因为投票箱弱，搬家才显得更刺。一家超市把下一个店开到邻市，比十封投诉信更难装看不见。一个学区连续三年净迁出有孩子的家庭，下一任学区总监很难只用形容词过关。企业选址更极端：工厂和总部的脚比住户更大，一次能带走上千个岗位和一块税基（那笔税钱）。后面会看到，大脚也会被惯坏——城市为了留住它，可能把税先送给它。那是竞争的病，不是竞争不存在。

请把竞争听成可核对的动作，而不是精神。竞争发生时，通常能看见四件事中的至少两件：相邻菜单不一样；有人真的在比较；有人真的搬了或拒绝搬入；留下来的官员开始改税率、改执照、改学区日历、改盖房规则。只有标语、没有后三件，那就只是宣传。只有搬家、菜单却被州法锁死成同一套，那也不是地方竞争，那是逃。美国地方竞争能成立，先决条件是裁量还在：邻镇真的可以不一样。

实验室：先试，别人再抄

一九三二年，美国最高法院判New State Ice Co. v. Liebmann，判例编号二百八十五卷二百六十二页。俄克拉荷马州当时要求卖冰必须先拿执照，新店很难开。多数意见把这套执照打掉。路易斯·布兰代斯写了少数意见。他有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联邦制的一个好处是，一个勇敢的州如果其公民愿意，可以充当实验室，试新的社会与经济实验，而不把风险立刻加到全国头上。后人把它叫作民主的实验室。请注意主语：他写的是州。把同一句话直接安到市政府头上，是后人对机制的延伸，不是一九三二年判决的命令。本讲把延伸标成延伸。

延伸仍然有用，因为地方比州更碎、试错更便宜。一个学区改放学时间，失败了，受影响的是这个学区里的家庭，不是全州。一个市放开某一条走廊的公寓，失败了，邻市可以不抄；成功了，邻市可以在下一届议会抄作业。抄作业是竞争的学习面。没有学习面，竞争就只剩抢企业、送税。有学习面，竞争才出现正面效果：有人先试小班、夜间公交、更快的盖房许可，别人看见名单上的人往那边走，再决定跟不跟。实验室不是保证试对。它保证试错的半径比较小，抄对的半径可以变大。州实验室试的是失业保险、大麻管制、驾照年龄；地方实验室试的是垃圾车频率、学区日历、分区松紧，也就是盖房规则松还是紧。两层可以叠。州把底线写死，地方在底线上面试菜单。

看得见的竞争：总部、厂房、住房规则

把模型放到二〇一五到二〇二五年能点名的新闻上。第一件是亚马逊第二总部，简称HQ2。二〇一七年公司公开征集选址。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八日《大西洋月刊》写：北美有二百三十八个城市投标，跨三个国家；公司许诺最多五万名全职岗位、平均年薪超过十万美元、项目开支约五十亿美元。同文写，芝加哥提出让亚马逊留下自己员工所纳税款十三点二亿美元这一量级的激励。同文还转述《纽约时报》二〇一二年的一项估计：州、县、市每年用激励给公司的安排约八百零四亿美元。请把它听成该文所引、且只钉在那一年的报纸估计，不是普查局后来的口径，也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会认的流量。后来的研究常常把同一类激励写得更低。本讲不另造一个全国总数来替换它。能用的只有这一层：当时的报道已经把这类安排写成很大、很密，不是HQ2才发明。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华尔街日报》报道亚马逊把第二总部拆成两地：纽约皇后区长岛市，以及弗吉尼亚阿灵顿的水晶城一带。纽约后来因本地强烈反对而撤。弗吉尼亚留下了。请对表。二百三十八说的是有多少地方愿意改自己的菜单去抢一个雇主。五十亿和五万岗位说的是奖品有多大。八百零四亿这一条，只说明《大西洋月刊》转述的那份二〇一二年估计把平时的激励写得很密；它不是二〇二四年的普查事实，也不是一个已被核成年度流水的官方数。纽约撤走，说明地方竞争不是单向的：居民也可以用抗议把菜单改回去。本讲不把HQ2写成竞争一定让城市变好。它写成：裁量让城市能开出不同的激励和配套，竞争把这些菜单同时铺到一张桌子上；有的城市赢到岗位，有的城市赢到一场关于要不要送税的吵架。

第二件是特斯拉。二〇二一年十月七日，埃隆·马斯克在奥斯汀工厂的股东大会上宣布，公司总部从加州帕洛阿尔托迁到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卫报》次日报道：他给不出时间表，并说加州的制造还会扩；他点名湾区房价让许多人买不起房、通勤变很长；甲骨文已在二〇二〇年把总部从硅谷迁到奥斯汀。得克萨斯州不征个人所得税，加州的州所得税在全国偏高。这首先是州与州的竞争：税、住房、管制松紧。它落点在奥斯汀，说明州竞争最后仍要落到一个具体的市和县：厂房、路、学校学位、住房供应。加州州长纽森当时说，本州的管制环境帮助造就并壮大了这家公司。两边都在做菜单辩护。本讲不裁决谁的菜单更道德。能核对的是：公司用脚离开了旧地址，新地址用另一套税和住房条件把它接住；旧地址可以选择改，也可以选择不改。不改也是一种竞争结果——有人觉得失去总部划得来，只要别的税基还在。

第三件回到住房规则。休斯顿把用途分区三次否掉，最近一次一九九三年，这是地方裁量的一次硬选择。邻市可以继续分区。家庭可以比较房价、通勤、学校，再决定住哪一侧。赖斯大学那篇文章同时写了代价：没有用途分区，不等于没有门槛；富裕社区用私人地契把公寓挡在外面，城市还可以帮着执行其中一部分；买得起地的开发商会把可负担住房挤出去。于是同一座无zoning的城市里，仍会出现用脚投票的内部版本：有钱的社区把自己围起来，钱少的社区更难挡住不受欢迎的项目。裁量可以朝两个方向用。竞争不会自动把方向选成对穷人友好。它只保证：另一套规则在几十公里外看得见。看得见，才谈得上抄，或谈得上躲开。

正面效果：匹配、压力、抄作业

正面效果要写具体，否则又会滑回口号。第一件是匹配。人的口味本来就不一样。有孩子的家庭更在乎学区和公园；退休的人更在乎安静、诊所、人行道；年轻租客更在乎公交和夜里还能开门的馆。全国只许一套服务，只好做成平均，平均对谁都不正好。许多地方各做一套，人可以按自己的日子去靠。蒂布特模型最站得住的那一块，就是这个匹配。它不要求每个人都富。它要求有足够多的菜单，以及至少一部分人搬得动。搬得动的人先匹配；搬不动的人仍可能间接受益，如果菜单竞争把某项基本服务的底线抬起来——比如垃圾必须每周收、小学不能随便停课。间接受益是推断，不是普查数字。标在这里，免得把它说成已经量过。

第二件是压力。官员想要居民、商店、税基（那笔税钱）。税基变薄，下一年的警察和教师编制会先紧。邻镇若用更清楚的许可、更准点的公交、更不离谱的税率把店吸走，这边不能只用演讲把店喊回来。压力的正面用法是：把服务维持在还能用的水平，把税率维持在人还能留下的水平。它不是保证最低税，也不是保证最高服务。它是保证极端组合更难长期瞒过。一个镇可以把图书馆关了充财政，但邻镇若仍开着，关馆的镇会在搬家和商会会议上被点名。点名不等于立刻开门。点名让关门变成可见的政治成本，而不是一份没有对照的内部备忘录。

第三件是抄作业。实验室那一层落在这里。一个学区把迟到处分改成早晨辅导，缺勤下降，邻区可以抄。一个市把某条走廊的许可从十八个月压到六个月，厂房过来了，邻市可以抄流程，不必抄同一家公司的免税单。抄作业比重新发明便宜。竞争提供对照实验：变量是邻镇的规则，结果是人流、店流、房价、考试成绩、通勤时间。对照不完美，因为同时变的东西太多。它仍然比全国只有一次试验要密。密，是地方碎裂换来的好处。

第四件是把全国吵不完的题拆小。盖不盖公寓、公交要不要通宵、小学要不要晚自习，全国辩论可以十年不收场。交给地方，几年里就可以出现许多套答案。有的市会排挤公寓，把房价顶上去，年轻人去邻市；有的市会放开，原来的住户会抱怨街面变吵。两边的抱怨都真实。拆小之后，失败者不必等到全国改宪才能换菜单，只要还搬得动。这是对搬得动的人的正面效果。对搬不动的人，拆小也可能变成隔离。下一节写这个代价。代价要写，但不能把这一节吞掉：在搬家成本不是无穷大的世界里，地方裁量加竞争，确实能让服务更贴一部分人的日子，并让明显糟糕的组合更难无限期装成唯一答案。

约束与代价：搬得动的人，才有脚

先写搬家成本。中介费、押金、停工、孩子转学、老人离开医生，都是现金和精力。蒂布特假设里的充分流动，在租房市场紧、信用差、没有车的家庭身上会失效。失效不是小瑕疵。它改变谁能用脚投票。能搬的人更可能是有积蓄、有技能、没有病人要就近照顾的人。他们搬走以后，留下的税基和学校同伴结构会变。于是出现分层：高服务高税的镇聚集更能付的人，低服务的镇留下更难走的人。分层可以是口味匹配，也可以是排斥。排斥的工具常常是分区规划：最小地块、只许独立屋、禁止公寓，用盖房规则把收入较低的家庭挡在学区外。这是裁量的阴面。竞争在这里会放大隔离，而不是抹平隔离。本讲不否认阴面。阴面不能取消前面的机制：没有邻镇菜单，被挡住的家庭连对照都没有；有邻镇菜单，至少存在一个可能更松的出口。出口在不在，取决于邻镇是否真的更松，以及这家人是否跨得过搬家成本。

再写竞次。四个字不要听成体育比赛。这里的意思是：城市比赛谁更肯把税送给一家大公司。亚马逊HQ2把这个病照得很亮。城市为了赢一个雇主，把未来的税先切下来。切下来的是学校和路本来可能用的钱。公司的税在总成本里往往不是最大一块，选址更看重人才、机场、住房。《大西洋月刊》引选址顾问的话说，激励不该用来做长名单，只该用来打破决赛平手。可地方官员面对选民要岗位的压力，仍会把激励喷出去。这是竞争被大脚绑架。布兰代斯意义上的实验室，试的是规则；竞次试的是谁更肯送税。两者都叫竞争，不是同一件事。正面效果来自规则竞争：税和服的组合、许可速度、学校能不能用。负面效果来自针对单个公司的定向送礼。政策上能做的分界是：让菜单对所有后来者相同，而不是给一家写一张私人账单。分界能不能守住，是政治，不是自动机。

学校质量的分层也是代价。用脚投票在学区上特别强，因为家长对班级和安全极敏感。结果是：被看好的学区房价被顶上去，等于把入学资格卖成房本。搬得进的人得到匹配；搬不进的人得到更挤的教室。财产税养学区的结构，会把房价和学校焊在一起。这不是蒂布特论文里的优美均衡，这是住房市场把学校资本化。资本化四个字，不要听成会计课。它的意思是：好学校的好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房东的房价，而不是变成后来租客的免费午餐。中国学生更熟的对照，是学区房：位子已经写进挂牌价。美国这边用财产税养学区，会把同一件事焊得更紧。理解这一点，才不会把地方竞争提高学校质量听成每个孩子都均到了。提高发生在能付房价的那一圈里。圈外是另一张表。

把代价写完，仍要回到题目。题目不是美国地方没有代价。题目是：在这些代价都在的情况下，裁量（自定规矩）加竞争仍然能产生可核对的正面效果——菜单变多，匹配变可能，明显糟糕的组合更难装成唯一答案，邻镇的成功可以被抄。若把代价写成全部故事，读者会以为唯一干净的制度是全国一套。全国一套消灭了竞次，也就是送税赛，也消灭了实验室和匹配。那是另一种代价：平均规则对谁都不正好，改一次要等全国。两种代价都要付。本讲的工作是把美国地方那一侧的机制讲清楚，不是给任何一国发奖状。

可核对的阀门

机制落到生活里，通常不是一篇论文，而是能对照的几件事。阀门不要求你先移民，只要求你别把地方听成一个市政府包办一切，也别把竞争听成口号。

1. 数一数你的地址上叠了几个单位。学校、垃圾、路灯、供水是不是同一块牌子。若不是，重叠已经发生；若全是同一块，你看到的是另一种集中法，不要强行套九万这个数。
2. 找两个相邻的镇或街道，只比三件事：税率或物业费、学校放学时间、盖房松紧。有两件不一样，裁量就在，自己定规矩还在；三件被上级锁成同一张表，竞争没有菜单可竞。
3. 问家里最近一次听说的搬家，是为了学校、为了房租、为了上班，还是为了躲开某条规矩。为了学校或规矩而搬，脚已经在投票；只因为工作调动，就业地点仍是死结，蒂布特假设在这里破了。
4. 看新来的大店或工厂：地方给的是对所有人相同的许可速度和基础设施，还是只给这一家的免税年限。前者是规则竞争；后者是定向送礼，竞次的病，送税赛，在这一栏。
5. 看被说成更好的那个学区，房价是不是已经先涨。涨了，质量的一部分已经卖进房本，资本化已经发生；没涨，匹配还可能对后来者敞开。
6. 看邻镇做成的一件小事——更晚的图书馆、更准的垃圾车、更快的执照——这边是抄了、骂了，还是装作没看见。抄是实验室的正面面；装作没看见，压力就还停在账本以外。

二〇二二年的普查把地方单位钉在约九万。一九五六年的论文把搬家写成揭示偏好的装置。一九三二年的少数意见把试错半径写进联邦制。一八六八年和一九〇七年的判决把地方钉在州法之下。二〇一七年到二〇二一年的总部争夺，把大脚和送税的病一起照亮。一九九三年的休斯顿公投，把盖房规则可以跟邻市不一样写成一次市民选择。这些句子可以分开核对，不要焊成一句美国地方最好。能做的是先分清自己在哪一张表上：还能选菜单的那张，已经被房价挡住的那张，还是只看得到宣传、看不到第二套规则的那张。分清之后，税率、学区边界和搬家故事才开始有意义。分不清，就只会在自由两个字下面，等一个不会自动出现的好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