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方面，网上有想在线和老师互动的需求，但是由于水平不够，导致上外教课效果不好，其实更适合和中国的英语口语老师互动，参与积极性会高一些，另一方面，依据教材或者动画来练习口语的形式会稍微有点死板，而如果由学生来向老师提问，了解关于美国等西方世界的问题，这样的内容会更活泼一点，学生更有兴趣，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尽量用英语。

老师

每堂课一个英语老师，一名志愿者助教，也就是说尽量两名老师配合，增加稳定性，避免老师有突发情况缺席或者迟到。另外，每周有几堂课安排一名外教加一位中国双语老师的组合。

特殊情况下，采用下面的课程形式，一个老师可以同时上两堂课。

课程形式

微信群。老师在群里分享几张当天的国际新闻图片，大家针对图片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提问。要求用英语口语提问。

不用电话会议或者视频会议的形式，因为那样对学生的口语要求比较高。既然是在群里语音聊天的形式，速度慢没关系，学生也不需要举手，不需要等待。

老师对学生问题的回答，或者学生英语的点评，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语音，看学生的偏好和水平来。如果老师只说英语，估计有些学生会听不懂，所以老师用文字回答的话学生可以直接用微信翻译，他们的压力小一些。

这种简单的课程形式不需要老师备课，不需要学生提前准备，他们只需要一个本子一支笔，先将自己要说的写下来，朗读熟练，然后语音留言就好了。

收费

假如每周周末两节课，每节课半小时，每个班最多

9个学生，那么收费为 ….2000元 一个学期。

5个学生，那么收费为 …3500元一个学期。

3个学生，那么收费为…5500元一个学期。

折扣: 两人九五折，三人抱团九折，一次缴费一年九五折，一次缴费三个学期也九折。

试课

默认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听任何老师试课一次。

团队以及管理模式

分为教学组和管理组，管理组负责招生,宣传和财务。

结合微信和石墨文档以及网站进行管理。

公司制管理，集体决策，从核心成员中选出三位骨干，投票决定重要事项。不搞一言堂。三位骨干分别负责教学，招生，后勤人事。

收入分配

每一堂课的学费，主课老师得40%，助手得10%，宣传招生团队得20%，后勤团队得10%，团队骨干成员分享10%，剩余10%作为项目流动资金。

先来给少数读者科普一下我说的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话题我说过很多次了，但由于社会大众对这个领域实在太陌生，所以我多科普几次没坏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上的很多矛盾甚至悲剧都是所谓的怪人制造的，因为他们与众不同，同时，这个社会的很多创造和革新也是这个怪人群体推出的，所以，请多多关注这个群体，哪怕你家并没有什么怪人。

经过过去这一两年的思考和观察，我的结论是：所谓的怪人，其实是天生的能力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一般来说是大脑各功能区发育不均衡造成的，是遗传的，所以根深蒂固，极难改变。为什么怪人都很固执？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是物理层面的，和态度无关，几乎不可能通过意志力去纠正。

这些怪人自然包括所有的自闭症患者，还有情况比较严重的阿斯。

我一直说自己是个轻度阿斯，但即使是我，也被不少人认为是怪人。不过不同的是我从来不介意被别人贴标签，高中的时候由于我的作文内容敏感经常惹得班主任语文老师生气，同学们建议我写那些中规中矩的作文，但我就是写不出违心的文字，大家于是明里暗里说我迂腐，这就是贴标签吧，但奇怪的是我从来不以为意，可能是因为我知道同学们都是关心我而已，更重要的是同学们从来不强迫我做什么。

如果连我也是怪人，那么我认识的那些更古怪的大人孩子，不知道要被贴上多少标签。他们可能和我不一样，很介意别人的评价。以前我认为，介意被贴标签的主要是家长，阿斯孩子并不介意，现在我不是很确定了。

另外，我开始认识到，我之前的一些教育理念其实也只适合轻度阿斯，典型阿斯之脆弱超出我的想象，他们需要的教育和帮助比我想象的更极端。举例来说，大多数家长认为所有孩子必须学会打扫整理自己的房间，自己洗内裤袜子，我之前已经降低了对我这里的学生的要求，他们不需要每天扫地拖地和铺床，能够及时扔掉垃圾，自己洗内裤袜子就好，但我后来发现，即使是这样的低要求，我接手的不少孩子都做不到，或者说自己单独做不到。我对他们的低要求，对他们来说还是太高了。可是，对绝大多数家长来说，如果一个少年或者女孩连按时洗澡洗内裤袜子都做不到，这是无法接受的，遗憾的是，我发现，不少少男少女真的连这个也做不到，不仅仅是洗澡洗衣服，我还注意到，有好几个孩子，其中一个是初中生，连冲厕所都会忘记，需要经常提醒。除了对生活细节的忽视，这些阿斯孩子的致命弱点还体现在玩手机玩游戏没有节制方面，自控能力非常低，靠慢慢培养自控能力，需要一个比正常人群缓慢得多的过程。需要身边的家长和老师同学具备非同一般的宽容度。

这个社会有不少比我更严重的阿斯，或者如果您觉得阿斯很难听很难接受的话可以这么表述：这个社会有不少能力极端不均衡，导致被很多人描述为古怪的人。由于我们这个社会对这个人群极端不宽容，导致所有的有性格缺陷的人都活得不开心，山水学堂本来是面向不喜欢传统学校的个性孩子的，现在我们也向阿斯青年和中老年张开双臂。大家都不容易，山水学堂也许是这个国家极少数极少数专门给有性格缺陷的人提供一个发展平台的地方。能力极端不均衡的怪人在社会上很难找到工作，自己单打独斗做任何生意可能都不能成功，但是大家合在一起的话，生存机会会大很多。

我来建设这个平台的优势在于：我似乎比所有的所谓正常人，比大多数阿斯都要更了解阿斯，目前看来国内很多心理医生也不如我。为什么呢？正常人距离阿斯太远，距离自闭症患者就更远了，那些心理医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无法走入阿斯和自闭症患者的内心，所以也帮助不到他们。阿斯自己呢？他们天生的缺陷之一就是视野狭窄，兴趣狭窄，很固执，所以也不适合去了解形形色色的阿斯。我是轻度阿斯，相对其他典型阿斯而言更具有灵活性，视野会宽广一些。

我的期望是：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容许大家保留自己的缺陷，不喜欢做卫生，那就轮流做，不记得冲厕所？那就安排人每天检查洗刷所有的厕所，所有人的关注点放在各自的长处方面。我相信，成年阿斯中有一些是适合在某个方面当老师的，比如艺术，比如户外运动，比如心理咨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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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是一个强势之人，只是一个深受强势的家长所害的成年人，对这个话题说不上有多少经验，这篇文章只是我的一个尝试，希望给家长们一些参考。

近些年来，自从我决定进入体制外教育这个领域之后，开始不断思考人性相关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既然所有人都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那么第一步就要深度理解人性，因为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本质为出发点来设计教育，如果不去了解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差别，那就是将人都看成了一个同样材质同样尺寸的螺丝，这样的教育注定失败。在我看来，人性的重要性超过后天环境的影响 — 包括民族文化和社会制度 — 很多很多。一个人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很多观点和思维习惯可能都是红色的，但一到国外留学，很快就可能转变，这说明这些后天形成的世界观其实是不牢固的，后天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远远没有我们期望的那样深入，而一个人的性格则要顽固很多，比如一个从小就很邋遢的年轻人，到日本这样的国家留学，他的屋子很可能仍然邋遢。

汉语里面没有一个词是用来定义天生的性格特征的，一般我们要么说人性，要么说人格，但人性一般是指一个地方的人的性格特征，比如某县民风朴实，或者民风彪悍，而人格一般是指人身上的品格。汉语里缺少这个专门来描述天生的性格特征的词汇，只能说明我们的文化中历来就不重视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古代如此，今天仍然是这样。而西方社会对心理学的研究则悠久而深入得多，就如同他们对于人的个性一直很尊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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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喜欢强势的人，没有哪个孩子喜欢强势的父母，哪怕是充满智慧很少犯错的家长，我想一个妈妈如果被人评价为强势，肯定会觉得丢脸，失败。但这个社会似乎充满着这种强势的人格，大人孩子都有，主要是大人，尤其是那些背负着责任和压力的大人，比如领导，比如家长。

领导一旦退休就没那么强势了，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压力都减轻了；家长一旦升级为祖父母，一般也会和气很多，因为这时候养育后代的压力已经基本上没有了。这说明，想改变自己的性格，变得不强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的精力有限，要应付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已经很疲惫了，再想做一个通情达理和颜悦色的家长会耗费太多心力，为了节省自己的精力，大多数人只好选择一种没那么耗费精力的为人处世方式，就是强力冲破各种人际阻力，达成目标，这在别人眼里就是强势人格。

所以，避免自己成为一个强势的妈妈，首先是尽量不让自己背负太多的生存压力，比如降低对孩子的要求，对物质生活的要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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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没人喜欢强势之人，这是相对而言，如果这个强势之人距离我们很远，比如一个大公司的领导，或者国家领导人，很多人会希望ta是个强人，而不是一个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为什么这些人会喜欢这样的领导？我猜这是一种原始的部落生活的久远记忆在起作用，在原始社会，首领的主要作用是带领部落成员狩猎和打仗，强势的性格更适合当领导。你看那些喜欢强人政治的人，一般都是社会底层，没多少文化知识和判断力的，或者没多少主见的民众，他们的人生经常是跟着内心深处的动物习性在走。

喜欢强人政治不代表自己就是强势性格，但这种人往往也会让身边的一些家人朋友很难受，因为他们往往会很短视，同时又不思变通。

另外，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北韩等国家为什么有一种推崇强人政治的风气？并不是这些地方的国民比起其他自由社会的国民骨子里有什么不同，而是这些地方的社会制度形成了一种土壤，适合强权的生长，自由的种子还没见到阳光就会在土中腐烂。西方社会的国民性格当中其实同样也有奴性广泛地存在着，但是他们的文化土壤更适合自由的生长，奴性基因会受到精英的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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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强势，主要体现在不能容忍和接受其他人的观点和标准上，说这是性格问题会显得很笼统，还不如说这是从小养成的错误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后果。举例来说，当孩子犯了一个错误，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批评和纠正，那么你就是一个强势的家长，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思考，ta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出格的事，那么你就是个理性之人，受孩子尊敬的家长，这就是思维模式的区别。

遗憾的是，没有几个人会习惯性地在第一时间去反思，因为反思很费精力，逮住机会就开骂会比较解气，出现问题的时候在别人身上找错，比起在自己身上找错更省力。我们整个国民性当中都缺少这种反思的习惯，习惯性地捡软柿子捏，因此国民性中又欺软怕硬、窝里斗、对外很懦弱的性格。

人是否强势主要体现在两个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如果你在和人争吵时总是赢的那个，那么你就是个强势之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很多做妈妈的会解释说：”我也不想强势，做一个强势的人我也很累，巴不得别人来代替我管孩子。可是，没人能够代替我，孩子身上的毛病必须有人去纠正对吧？“

这段话听上去好像没有毛病，其实问题在最后一句 – 你怎么知道你眼中的毛病就一定是毛病？也许你的确可以代表大部分家长的观点和标准，但并不是大多数人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中国人对人性对教育基本上都是门外汉。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举例来说，如果你的孩子不注意卫生，不收拾东西，在你眼中是毛病，但是在有些人眼中这完全可以容忍，那些发明家、艺术家，科学家，很多都是不讲卫生不收拾东西的。在你看来，收拾东西又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养成一个好习惯难道不好？没那么简单，对你来说收拾东西不需要花费什么时间精力，对那些天生不喜欢收拾东西的孩子来说，他喜欢的某项活动需要被打断才能完成你规定的打扫卫生的任务。你可能会说，他只是在玩而已，打断一下有什么不行？这只是你的标准，在我们这样的体制外教育的老师眼里，孩子玩得尽兴所带来的好处，要大于讲卫生的好处。所以你看，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如果都要依照你的这套标准来，不仅仅是孩子无法忍受，你身边的很多成年人也受不了。

哪怕的确是大家公认的毛病，你怎么肯定这个毛病就是可以改正的？很多人身上的毛病一辈子都没办法改过来，凭什么你就确信自己的孩子可以改正？举例来说，大部分中国家长是从来不会阅读严肃书籍的，这算不算毛病？既然你身上也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毛病，为什么只要求孩子改正？事情的本质也许是，强迫孩子改正身上的一些所谓毛病，会让做妈妈的好受一些，轻松一些，眼里清净一些，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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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面这些给孩子找的理由并不稀奇，不难想到，但强势之人眼里基本上只看到自己的观点，他们似乎将自己的整个世界观蜷缩在一个螺丝壳之中，只寻找那些能够支撑自己理论的信息和文章来吸收，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了解其他人的不同意见。对他们来说，宁愿被孩子讨厌，也要维持自己的标准或者理念，这有些奇怪，为什么不是反过来，宁愿放弃自己的一些教育理念，也不能被孩子讨厌？改变自己的一些标准和理念，对一部分人来说为什么这么难？

这和一个人的天性有关，跟教育没太大关系，对于其他一些人，接受的是相同的教育，但他们的思维是发散性的，反思和改变没那么难，不断思考其他的可能性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固执还是灵活，是天生的，只有天生固执之人，才会宁愿被自己的孩子讨厌，也不愿意改变自己。不管是作为家长，还是老师，或者学生自己，睡觉之前应该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天生很固执的人？”如果是，那么一定要警惕自己的亲子关系。

有人可能会辩解：为了孩子的未来，我宁愿他现在讨厌我，这个观点也很冠冕堂皇，但同样也有问题，一个孩子如果长期生活在一个令他讨厌的家长身旁，无法摆脱，他不可能有什么好的未来，因为人的成长过程中，安全感是最核心的，如果在家里都不能感到安全，那么孩子的童年过程就是残缺的。

你看，这个理由其实也不难找，但一个强势的家长不仅根本不会去找，甚至当别人为孩子辩解时，这个家长第一反应是会为自己的偏执辩护，这才是最令人困惑而且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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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经常对孩子说：”为了你，我去讨饭都没问题。“那么先问问自己：你向孩子道过歉吗？据我所知，很多人是从来不道歉的。

文化基因是原因之一 – 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反省的习惯，第二个原因是基因，有些人天生是发散性思维，有些则天生是聚焦型思维，这都是基因在起作用。强势之人往往有一个有些偏执的父亲或者母亲，不一定强势，但有些偏执，比如某种强迫症，比如喜欢一个人呆着，或者人际关系不佳等等。我们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基因，也没办法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

如果你宁愿自己的孩子讨厌你，也要纠正他身上的错误，或者要求他按时做完某件事，那么你不仅是个强势而失败的家长，也是个自私之人。如果承认这点，并且有意识地不让自己变得自私，那么亲子关心肯定会得到根本的改变。不管天生性格如何，一个足够善良而宽容的人是不会强势的。努力工作，辛苦赚钱，是为人父母的本能，一个不喜欢读书的家长为了孩子开始坚持每天写文章，坚持每天学英语，才算真的努力做个好家长，因为他们是在用理性，而不是本能，来管理一个家庭。允许孩子保留自己的缺陷，也是违背本能的，大多数家长做不到，因此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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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的性格不容易改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那我来举一些例子。

我们读到一篇好文章，一般会分享到微信群或者朋友圈，但这个社会自己写文章的人很少，为什么？因为不知道怎么写，即使勉强写了一点东西，也不好意思分享，怕别人耻笑。这其实就是一个信号，一个害怕接受别人的点评和反对意见，同时也不愿意努力完善补充自己的思想的信号。写作是一种思考，其中很多是反思，经常写作的人会自己去发现自己思维的误区，当然也不介意别人的点评。所以，如果你不想自己成为一个令孩子讨厌的强势妈妈，那就开始写作吧，而且要勇敢地分享到朋友圈和微信群里，接受别人的点评。如果只是写给自己看的话，那你很可能只是写一些让自己感觉良好的文字而已。

第二个信号，强调小孩子读经。说老实话，在我看来，让小孩子读经是一种犯罪。经常听到那些强调孩子读经的家长争辩说：“他们现在虽然不懂什么意思，等他们长大了自然就懂了。”这纯粹是狡辩，既然孩子现在不懂，那干嘛不等他长大以后再开始读经？孩子的大脑又不是一个罐子，可以随便往里装东西，他再小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格。这样的父母，只要有机会就会将自己的一些理念灌输给别人，给那些比ta弱势的人，她如果是个老师，肯定会灌输给学生，她如果有年迈的父母，肯定会灌输给父母。

第三个信号，指导孩子学英语时，过分强调输入，而不重视输出，这些家长的解释和让孩子读经的解释差不多：“先输入，有了足够的积累，到时候自然会流出。”在我看来，这同样也是一种偏执，将人的大脑当成了容器，而不是仪器。有个孩子妈妈竟然这样问我：“我知道你强调学英语要多输出，你不认同单纯输入的方法，但我的方法是每天一个小时的输入，你觉得这样行吗？” 这就是的偏执！而偏执之人很容易强势。

第四个信号，强调孩子要多阅读，但不动笔写作，这跟强调孩子要从小读经是一样的思维模式，这样的家长似乎对于老人之言，对于规则和既有的 理论有一种痴迷，也许他们的大脑是聚焦型的，而不是发散性的。在英语中有人会用这样一句英语来讽刺这些人：“That’s easy.”，意思是这很容易，言下之意是：所谓的爱读书其实只是因为比写作容易，但是又显得很好学很有文化的样子。很多人貌似读了很多书，但却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

第五个信号 – 讨厌小动物。我们这栋楼里以前有几个老师带着几个孩子呆了几个月，孩子们都很喜欢我家的白狐 – 一只漂亮的小狗，但其中一个老师第一天就要求我将白狐关起来，或者用链子锁在院子里，因为她不喜欢白狐将他们租用的那几间屋子弄脏，或者耽误孩子们学习。后来的那些时间里，这些孩子很少下楼，几乎从来没有时间玩，每次下楼也只是为了跑步锻炼，他们学习做家务做卫生的时间似乎比玩的时间要多。这几个老师就是那种对秩序和规则过于偏执的人，他们眼里看不到教育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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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成名已久的作家，前两天意外地读到了一篇报导，描述了他和父母之间的糟糕关系，掩卷沉思良久，开始写这篇文章。他说自己对父母从来没有爱，因为父母从来没有爱过他。一位开始步入老年的成熟作家会公开说自己不爱自己的父母，让我吃了一惊，但读完全部内容，又不是杜撰。

小时候的王朔经常挨打，他那个当军人的父亲会打他直到打累了才住手，而母亲则是一个没有爱的人，似乎永远只想着她自己的利益，王朔说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要动手术，他很害怕，非常希望妈妈能够陪着他，但母亲完全不顾及小儿子的需要，继续上她的班。

前几年母子两人受邀上过一次电视节目，一档心理访谈节目，在电视前王朔问自己当时快八十岁的母亲：“如果我成了一个罪犯，你还会爱我吗？”，这个老母亲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肯定会举报你！”

我在想，这个老母亲的大脑中估计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回路，使得她在面对愤怒而失望的儿子时毫无愧色，理直气壮，她对六十岁的儿子造成的最大伤害也许并不是缺乏母爱，而是死不认错，绝不道歉，让伤透了心的儿子一辈子都看不到最终等来母爱的希望。她对儿子很绝情，但估计永远不会认为自己绝情，在她的世界观里，估计永远是法大于情，工作大于亲情。

这种人格特征在人群中其实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普遍，不信你看看文哥时期那些红卫兵，他们之中无情无义的太多了。但我不认为王朔的母亲是因为时代的关系才变得那样冰冷无情，一个人扔掉亲情可能是被时代的洪流蒙住了双眼，但一个母亲失去母性则只能用天生病态来解释，她身上的病毒使得儿子跟着倒霉了一辈子，甚至连孙女也无法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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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右脑发达，有些人左脑发达；有些人天生喜欢研究吃喝玩乐交朋友赚钱，有些人天生喜欢钻研那些没有多少烟火气的抽象主题，比如政治、数学、艺术；喜欢交朋友，喜欢钻研如何赚钱的人当然都在现实世界里混得不错，因为我们当今这个社会大环境就是鼓励物质生活，不要有什么独立思想，所以后者由于不擅长在现实物质世界打拼一般都混得不太好，他们不会赚钱，或者赚了钱但不会存钱，缺乏市场意识，推销技巧。

但就像王朔那个老妈一样，后者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混得不好就会责怪别人，责怪这个社会，而不承认是自己有什么不足，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设计自己的人生，不承认自己有什么性格弱点。

不仅仅这些人，我们整个社会，都缺乏自我反省的能力与习惯，生活不如意的话，要么责怪原生家庭，要么责怪社会制度，这可能也是整个教育最大的问题。

自从我决定做山水学堂以来，我的身边开始聚集起不少这种性格的人，有大人有孩子，我也开始关注这方面的案例。

2021年，我在张家界慈利县的一座大山顶上和人一起尝试办学，由于我和合伙人林老师都是属于没有多少烟火气的理想主义者，所以吸引了一群相似性格特征的家长和孩子来到山上，当时绝大部分估计都是抑郁症患者，包括我的合伙人，他几乎每天都是中午才起床，半夜三更还在微信上愤世嫉俗，哪怕是夏令营期间，几十个学生和家长住在山上，他也要等着别人去叫他起床。

当时山上还有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女儿，她似乎是从来不会去厨房帮忙做饭的，有时候盛饭都要别人代劳；还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住在山上，这个妈妈也同样不关心吃饭、打扫卫生等等事情，脑袋里总在操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她们的四个孩子似乎都是从来不扫地拖地，从来不主动洗碗做饭的。

暑假开夏令营的时候，当时山上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我累得要死，真希望这个合伙人来帮帮我，但他一有空就坐下来吹笛子，而不是带学生开展活动，或者去厨房看看要不要买菜买米，倒垃圾，在他的潜意识里，音乐才是唯一重要的。

我和他争辩过几次，我说山上的大人孩子都是一群整天浮在天上不做实事的人，这样下去整个山庄会散架，但林老师总是强调：自由无价，他没有兴趣，也没有力量去应付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比如交电费、给学生的床铺挂好蚊帐、补充数量不够的床位等等。买东西总是强调要高品质，一口气买了八套最高等级的帐篷，但却拒绝给学生宿舍买蚊帐；他偷偷地不顾其他人反对买了一个两千多块钱的商用豆浆机，但却连电费都交不起。

后来我想请附近山上的一个大娘来帮这一群不干活的懒人做饭，顺便打扫卫生，我事先提出要求：最好是不识字的大娘，因为不识字的人往往会比较关注现实生活，不会想太多，结果这个要求遭到了林老师的极力反对，他说：我是一个一直在努力推广读书的老师，你怎么能要求大妈不识字？我说山上这么多人都是整天浮在天上不会脚踏实地过日子的人，这个做卫生做饭的阿姨如果也是整天思考一些不现实的问题，比如坐在他旁边跟他谈音乐谈教育，只怕会把饭给烧糊了。

我在暑假组织了一个月的夏令营活动后就离开了这个团队，现在整个山庄有没有关门我也不知道。林老师本来只是一个乡村小学语文老师，工资好像还不到四千，为了办学背负了一身债务，现在估计日子过得很艰难。他的问题很清楚，就是看不清自身的性格问题，哪怕他明明是很典型的抑郁症，比如晚上睡得晚，早上起不来，他也不承认自己是抑郁症；同时，当时他的女儿也是很典型的抑郁症患者，但他这个父亲拒绝承认，也不出手干预，还不许我提这事。在他的眼里，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是别人的理念不对，是这个社会制度有问题，于是每天深更半夜躲在微信上发出愤怒的呼喊，对那些讨厌的人和事冷嘲热讽。

其实，根本问题是他自己的偏执，一个连电费都交不起，却坚持要偷偷地买商用豆浆机的人，肯定是有心理障碍的，偏执就是一种心理障碍。但有心理障碍，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不承认自己有病，结果身边的人只能一个接一个离开，如果是亲人，无法离开，最终会跟着生病，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仔细看看，我们身边其实充满着这样的悲剧，都是同一个模式 – 强势的父亲或者母亲，有自杀倾向的孩子，我们不太明白的是，强势其实往往是由于性格极端和偏执引起的。抑郁症患者身上往往都能看到不同程度的偏执，而偏执的根本特征就是看不见也不承认自己的问题和观点错误，所以，如果说偏执之人、不合群的人，比如阿斯，想改变自己的性格，让人生重新生长出新绿的话，最最关键的是认识到自己的偏执 – 认识到自己的观点和理念在大多数时候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别人的理念虽然也可能片面，但并不错。认识到，这个世界是由很多不同的柱子支撑起来的。

山水学堂原来有一个女学生，十一岁，有点自闭，刚来的时候，我要她每天写日记，并且每天的日记里要回答三个问题：1. 我今天做错了什么（反省）；2. 我今天有没有为身边人做点什么；3. 我今天有没有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这个女孩刚开始每天都会在我们的学堂集体日记本上写日记，我不想打扰她，也没去看她都写了一些什么，直到过了大概一个礼拜，我去检查她写了一些什么，发现几乎每一篇后面都是这样回答那三个问题的：1. 我没做错什么，我觉得我没错，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了；2. 我没为身边人做什么；3. 我也没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我觉得我没错！

我大吃一惊！这个女孩原来内心怨气这么重！后来我问她，是不是因为以前一直有家人在强迫她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导致她如此逆反？她说是的，就是她的父亲。

她让我吃惊还有一个原因，在我让她回答那三个问题之前，是跟她好好解释了原因的：自我反省是为了减少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为身边人做点什么，是最好的融入社会的方式，为世界做点什么，是为了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她当时也都点头表示理解了，但落实到写日记，仍然是一副很抗拒的样子，这只能说明，她的逆反心特别重，以前被逼着做违心之事太多了。她和上面提到的林老师一样，需要漫长的疗愈期，在这个时间段内，需要非常非常地宽容，哪怕她每天都在玩游戏，跟谁也不说话，也不锻炼身体，也只能由着她去舔舐自己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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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偏执的人往往会在一些擅长的领域思考比较深入，比如心理学、哲学、数学、素质教育等，会使得他们经常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在这些领域的观点超出众人，那就不容置疑，他们没有耐心去倾听别人的观点和意见，这就是为什么偏执之人人际关系都不太好的原因，因为太自以为是，容不下别人的反对意见。

比如说我父亲，当年他一定要坚持让我学会修单车，学会犁田，因为他坚信这些基本的谋生本领是每个男孩都应该学会的，哪怕将来用不上，有这些技能总是好的，但我从小就是个讨厌这些事情的文艺少年，怎么反对也没用，我父亲不能容忍别人的反对意见，他眼中只能看见自己的观点，我当时已经显示出了在绘画等方面的艺术天赋，但他看不到，看到了也不觉得有什么价值。

林老师也是一辈子生活在强势母亲的阴影之中，导致成年以后常年抑郁不得志，无法摆脱。所谓不幸的人用一生去治愈童年，在他身上很明显。强势母亲的最可恨之处并不是会强迫孩子去做什么，而是会强迫孩子去做一些错误的事，而且不许反抗。

学会剖析自己，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比什么技能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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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不满意体制内传统学校教育的人，之所以不敢将孩子从体制内学校带出来，送到体制外学堂里去，犹犹豫豫，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孩子以后无法融入社会，这种担心真的合理吗？换句话说，人只有在相对大的集体中生活成长，长大以后才能学会适应集体吗？

并不是。在军队中长大的孩子，长大以后除了走正步，除了打仗，也许啥都不会，而在一个很小的偏僻山村长大的孩子，长大以后也许可以适应复杂的商业环境，成为大城市的精英。

我们不少人都听说过在家教育这个概念，西方国家很多家庭的孩子是在家教育的，比例远远超过中国，这些孩子的父母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会担心孩子长大以后无法适应集体生活，他们的孩子中有一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父母一样成为了西方社会的精英。反倒是那些普通公立学校的大环境出来的学生，尤其是家庭环境糟糕家庭里的孩子，毕业后只能去做一些最底层的工作，比如在快餐店卖汉堡，也就是说这些大集体中出来的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很弱。

这些例子其实在中国也可以找到很多，只要稍微用心去思考一下就会发现现实与我们的想法并不一样，举例来说，几乎所有跳楼的孩子都是出自大集体的传统学校，从来没有听说过体制外学堂，或者国际学校的孩子去跳楼的，至少那些跳楼的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融入集体和规则的能力并没有因为他们呆在集体中就得到了提高；还有，在体制外学校，包括学堂和国际学校读书的孩子，身体素质、英语口语、社会实践能力、口才、自信心都强于体制内学校的学生，难道这些都不算社会适应能力？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父母普遍会，而且是不假思索有这样的担心呢？这值得我们深思。

或者说，这种不假思索更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因为这其实算是一种被洗脑、缺乏独立思考习惯、不会反省的典型表现。只有弱者才会不加思考地用所谓的共识来给自己铺路。

中国的学校明明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学生每天都是三点一线的生活，与社会脱节，孩子们很少离开校园走上真实的社会，他们连单独乘坐公交巴士都可能不被父母允许，从这种学校出来的孩子怎么可能具备融入社会的能力呢？学校里基本上只有两种类型的人，老师和学生，这里没有物业管理人员，没有商贩，没有流动人口，没有农民工，没有人贩子，根本学不到与这些人打交道的能力。反倒是在体制外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会有多得多的机会走向社会，他们要自己做饭，有时候还要自己买菜，很多会长途骑行或者徒步，自己买车票，问路，洗碗，扫地，自己洗衣服，可能还会种地。。。

举个例子，以前张家界的覃山学校，很小的一所学校，位于一个小山村里，没有围墙，旁边有一条“危险”的河，完全是向社会敞开的，我觉得他们的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很让人放心啊。现在搬到了长沙的覃山，以及我们山水学堂，都是位于村子里，没有围墙，孩子们可以自由进出，是社区的一部分，怎么反倒家长们会认为我们的学生会不具备必要的社会适应能力呢？

与同学和老师打交道应用的是同一套适用于同龄人的标准，而与社会打交道需要头脑中有完全不同的标准。

刚才说了，这种不假思索的回答往往是一种被洗脑的迹象，没有几个中国家长是经过理性分析和思考，才做出“体制内学校更能培养孩子融入社会的能力”这样的判断的，说明在大家的心中，这是一种常识，不需要思考和比较，我猜这种被普遍接受的常识，归根结底是两种力量给我们洗脑的结果，一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也是目前这种僵化的高压体制的一部分，二是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这是一种强调集体，抹杀个性，枪打出头鸟的文化，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将我们的国民训练成了一群听话的羊，一定要呆在羊群里才觉得安全，哪怕周围已经被狼包围了。

不管是我们的文化，还是我们的体制，都是高悬在我们的民众头顶的一个鞭子，轮流挥舞，鞭打着驱赶着羊群聚拢，这种鞭子产生的呼啸声从每一条门缝里钻进来，钻进我们的卧室，让我们做梦都在害怕被抽到，这种普遍的不安全感，导致很多家长潜意识里对于教育的目标是，不需要优秀，也别去追求什么幸福快乐，跟大家一样，平安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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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部分父母的偏执。所谓偏执，就是只看到事务的局部，过于强调某个方面的重要性。比如说，不少父母无论如何都不让孩子从体制内学校出来，哪怕ta已经是抑郁症了，哪怕孩子已经有自杀倾向了，哪怕孩子哭着甚至用自残的方式来表示自己不想去上学，也要想尽办法让ta回到学校，最多是在看了心理医生，吃了很多药，在家休养半年到一年之后再回去。这就是父母自己的偏执个性在作怪，而不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也不是文化。很遗憾，很多人同样看不到自己身上的偏执，就跟他们看不到自己被洗脑了一样。

如果有记者去调查一下那些有抑郁症孩子的家庭，大概率会注意到，这些孩子的父母中，往往会发现一个偏执的家长。其实根据我的观察，抑郁症孩子也好，跳楼自残的孩子也罢，压力主要来自于家长，而不是学校。

同样，这种偏执的个性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就和我们的社会上有很多不可理喻的所谓“爱国”一样，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体制鼓励这样的偏执个性，这些家长其实是一群帮凶，在扼杀那些自由的灵魂。

事实上，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能不能融入集体远远不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种能力，我们大多数人都过于强调其重要性了 — 同样还是被洗脑的结果。假如一个孩子从小被教育要善良而宽容，那么即使ta没有在大集体中生活过，大概率长大了会受人欢迎，受到身边人的保护。很多人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也很幸福、健康，比如一辈子在某个研究所或者单位里做科研的人，比如那个屠呦呦奶奶，比如一些出家人等。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圈子其实相对单纯而稳定，对他们来说，与人打交道并不是什么难事，相反，如何与家人打交道，如何看清自己，培养反省的习惯和能力，才是更难的，更重要的，而这种能力，并不需要在传统学校这种环境下才能学到，事实上，体制外教育相对更接地气的人性化的宽松教育，使得孩子与父母之间，与亲戚朋友之间打交道更自然。

另外，体制外教育机构里长大的孩子，朋友并不比在传统学校成长起来的孩子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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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比较孤僻的孩子呢？

其实孤僻的孩子在人群中更没有安全感，也根本没有兴趣和勇气去学习与人打交道，因为人群给孤僻孩子带来的压力已经消耗了ta大量心力，根本不可能积累起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学习如何与同学打交道。相反，在一个小环境下教书，老师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会有更多的耐心去鼓励这样的孩子，其他同学既然不需要承受很多学习压力，对身边的有个性的孤僻同窗也会相对宽容和耐心一些。这样的环境一般来说更适合孤僻孩子读书。

当然体制外私塾和学堂形形色色，其中有些私塾是以严格甚至古板为特色的，他们是孤僻孩子的噩梦。只有那些具有足够宽容度的学堂，才适合这种个性的孩子。

如果一个私塾或者学堂的卫生井井有条，什么都摆得整整齐齐的，一般来说这里的老师条条框框会比较多，这里是一个老师绝对主导的环境，孩子们只是一群需要听话的羊 — 如果是孩子主导的话，不会这么干净整洁 — 孤僻的孩子会受不了这种环境。还有一个判断依据，如果学校墙上贴着弟子规或者各种规章制度，孩子很小就在背诵经文，那么这样的环境也不适合他们。